香港“外展社工之父”徐祥龄退休后和妻子在横沥建起东莞第一家社工平台，倾力服务包括民工及其子女在内的群体。

　　这是大陆第一家为非户籍人口服务的社区中心。在以政府为主导的社工制度下，这是大陆第一家以纯民间形式展开的社工服务，更接近香港社工制度的本质。

　　他们在东莞的艰难实验，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社工。

　　啥是社工？慈善家？义工？

　　徐祥龄夫妇现在每年资助250名在东莞的留守儿童读书，一年需要耗费50万元。

　　3月18日上午，横沥镇隔坑村一栋五层小楼门前，湖南人刘九桂坐在台阶上抽烟。他的长裤裹了一层水泥，身旁是一堆石子。门开了，刘九桂赶紧起身。他面前的是他的“恩人”徐祥龄和谭翠莲夫妇。

　　刘九桂8岁的小儿子刘林志是因为这对香港老夫妇才得以在东莞读书。而最近金融危机厉害，徐祥龄特地让刘九桂来修补他的五层小楼的地面，照顾他生意。这栋小楼就是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徐祥龄夫妇开展社工工作的基地。

　　“啥是社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对老夫妇是大善人。”刘九桂说。

　　谭翠莲乐了：“其实他们不用管我们是社工还是什么。”被徐祥龄服务的对象很少能分清他们到底是慈善家、义工还是什么社工。

　　如果是有钱的慈善家，社区服务中心里的许多设施都是别人捐赠的；如果是义工，最多也就是帮人做好事，不像他们夫妇有那么多计划。

　　刘九桂超生严重，有6个孩子，最大的已经上班了。由于孩子众多，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老婆也得在家照顾孩子。刘林志出生就有“兔唇”，长大了因为户口的原因读不了书，徐祥龄家访核验后,同意每学期资助刘林志1000元。

　　徐祥龄夫妇经常主动在贫困的社区里穿行，调查并帮助留守儿童。

　　徐祥龄夫妇仔细调查了东莞留守儿童问题，然后向香港警察工会宣传募集基金，现在每年资助250名在东莞的留守儿童读书，一年需要耗费50万元。

　　赌命拯救边缘少年

　　徐祥龄要接触的少年几乎都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和他们聊天时必须面朝街口观察动静，一旦有帮派赶来群殴动刀，就得立刻逃走，每次他都要找好逃脱路径，但还是有几次差点被砍伤手脚。

　　胡华月（化名）是个孤儿，平时和奶奶一起捡垃圾为生。因而成为徐祥龄的帮助对象，重新上学，并且学习成绩优异。他时常在服务中心里做义工，但后来却突然不来了，徐祥龄夫妇调查后发现这个孩子有了网瘾，而且跟着一个“老大”混，上网的钱也都是老大支付的。

　　徐祥龄夫妇也发现，有不少东莞少年沉湎网吧，甚至假称被绑架要父母给钱的例子。为此，徐祥龄夫妇在社区中心里设立了“绿色网吧”，让问题少年上绿色网站，胡华月（化名）现在就没再跟“老大”了。

　　事实上，76岁的徐祥龄曾经是香港第一代“外展社工”。早在1967年开始，徐祥龄就在香港第一个开展对边缘青少年的规劝和研究。“那是很刺激的活。”白发苍苍的徐祥龄哈哈大笑。

　　那时，徐祥龄要接触的少年几乎都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包括舞厅打手、赌庄打手，还有开电单车狂奔的飞车党。徐祥龄每天都生活在危险中，他经常坐在大排档里和边缘少年聊天，但必须面朝街口观察动静，一旦有帮派赶来群殴动刀，就得立刻逃走，事先他都要找好逃脱的路径，但他还是几次差点被砍伤手脚。

　　为接触边缘少年，徐祥龄玩起赛车，因技术高超，让很多少年服气。他也不向警方报告少年的行踪，因而成了他们的朋友。他拿出警方提供的帮派斗争死伤者的照片，用事实规劝“飞车党”，经多年努力，他感化大批少年，减少街头犯罪，因而被喻为“香港外展义工之父”。

　　而现在他的主要工作是让东莞的民工及其子女融入社会，避免误入歧途，减少由外来工造成的犯罪，从而减少对他们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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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中心艰难成长

　　来东莞时，根本没人知道社工是什么东西，一个香港人在内地成立这种组织非常艰难，徐祥龄的社区中心直到2005年才正式成立。

　　1987年，在香港出生的满族正白旗子弟徐祥龄在东莞横沥置下了几处物业。退休后，他在东莞定居。他注意到，横沥有20万新莞人，大部分是月薪千元左右的工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娱乐。他们经常挤在电器商行门口看电视，中心公园内晚上有人跳舞，只收一元学费，但民工们只在外面围观。大量新莞人不能融入社会。

　　2000年，徐祥龄给横沥写意见，希望给农民工提供娱乐支持。而后他将自己的退休金和资产拿出，准备了200万元构建了一套5层小楼，配备了许多娱乐设施。但那时没人知道社工是什么东西，尤其是没有一个香港人在内地成立这种组织，徐祥龄申请建立社区中心非常艰难，要接受种种考察。

　　援助农民工也是一个敏感话题，因为香港社工也有维权功能，徐祥龄的民间组织是否煽动罢工没人有底，事实上，人们也担心徐祥龄到底是不是骗钱的。

　　2004年，徐祥龄咬牙自己试着开展社工服务，因为确实专业规范，2005年，徐祥龄终于正式成立社区中心。

　　但是，要接触农民工却比想象中困难。最初和政府沟通不够，徐祥龄没有民政工作人员陪同进趟工厂都会被保安拒之门外。于是他就在超市里摆起了摊，免费派送礼物和传单，宣传农民工到他那免费娱乐。可是不少农民工还以为他是搞传销的。有胆大的，到社区中心转悠了20分钟，发现没人收钱，才真的相信。

　　一传十，十传百，徐祥龄的社区中心慢慢有了人气。然而徐祥龄开办社区中心并不单纯是为了让农民工娱乐，更重要是要消除他们的“过客”心理，于是他开动了“乒乓外交”。

　　徐祥龄曾是香港地区乒乓球的一等一高手，直到现在他也还参加各种国际比赛，已经获得了9个世界冠军。

　　他在社区中心摆开了四五张乒乓球桌，免费教习农民工。而兵乓球桌、健身房同时还向本地人开放。不少本地人慕名到徐祥龄处打球。徐祥龄的私宅外墙现在也被改造用来做社工服务。整面墙都被改成了一个攀岩墙，如果是收费的攀岩俱乐部，徐先生可以赚不少钱，但现在全部免费对会员开放。

　　“这就是消除隔阂的好空间。”徐祥龄说，“很多本地人因为民工打球、攀岩不错，也能成为朋友。”

　　新公民计划

　　社区服务中心有专门的阅览室，只要缴纳20元就可免费租借一年图书。到第二年，如果有兴趣继续借阅读书，还可返还10元。

　　2000平方米的社区中心像是一个俱乐部。里面有专门为留守儿童准备的娱乐室，也有图书阅览室、健身房和乒乓球室。每天社区附近的留守儿童凭借会员卡就可以进入社区中心。有专门的社工督促他们在补习中心学习。为督促学习，社工们设计了游戏、奖励等刺激手段，孩子们在这里学习不仅免费而且在学校成绩优秀还可以获得礼包。

　　许多新莞人每天都在工厂里度过，孩子尽管到了东莞仍然是留守儿童，而社区中心的存在便着力分析解决留守儿童心理和学习困境。

　　最近社区中心赢得北京南都基金的13万元专款。社工们将借助这笔资金深入新莞人学校，观察和干预新莞人学生心理和道德教育。

　　社工不仅教孩子做游戏，而且还要发展孩子个性。在社区中心的留守孩子来自不同学校，刚到社区中心时，他们之间不敢交流，甚至非常害怕对方，普遍沟通困难。社工就要通过游戏增强这些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

　　更重要的是，社工们还要推行“公民教育”。一些留守儿童是第一次到东莞这样的大城市来，他们甚至都没见过红绿灯，很多基本的行为规范和礼貌也都缺乏，很快变得自卑、易怒。

　　谭翠莲说，这些留守儿童原本在乡下，没有父母疼爱也缺失人格教育，我们把他们吸引过来，然后针对错误的做法有批评，对的有奖励，就可以慢慢树立正确的行为规范。

　　“新公民计划”也针对成年人。比如社区服务中心有专门的阅览室，只要缴纳20元就可免费租借一年图书。到第二年，如果有兴趣继续借阅读书，还可返还10元。社工就经常利用这些奖励或返还的手法，鼓励民工培养正确的价值观。社工也会和成年工人聊天，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帮助他们树立公民意识。

　　随时断供的机构

　　香港警察署给于最重要的长期捐款。现在有金融危机，警察薪金筹款遇到困境,善款难以筹集。

　　社区中心的大部分服务都是免费的，不免费的项目也是没有利益的。但现在这个社区里有7名社工，还有清洁工和厨师，他们都要靠徐祥龄夫妇筹款发工资生存。一个月的行政费用都要3万元。

　　以前都是徐祥龄夫妇依靠养老金开展活动。偶尔也依靠同族书法家好友爱新觉罗启骧卖字筹款。但后来活动多了，就必须获得更多资金。徐太太谭翠莲曾是香港电台的著名主持人，她在采访香港警察署的三号人物时，没想到能促成一笔主要捐款。当时香港警察署准备排演岳飞的舞台剧以凑资建设岳飞故里。谭翠莲帮着做旁白，于是有缘请警界高官到东莞考察。在见到留守儿童困境后，社区中心终于获得来自香港警察署的大笔捐款。“可惜，现在有金融危机，警察薪金筹款遇到困境。到今年9月如果没有基金善款，我们就不得不停止进一步扩大对留守儿童的资助。”谭翠莲忧心地说，“徐先生是香港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推举议员，他以前从没有找过那些富有的议员、代表，但现在估计得敲他们的门，让他们资助我们的社工项目。”

　　现在夫妇俩主要依靠两家店面的租金生活，每月3000元的收入，只够生活。所以他们俩现在很少回香港。“我只要穿一身好衣服，别人就说，你要去香港吧。”谭翠莲笑说。

　　尽管也有不少善款到账，但夫妇俩绝不会动那笔钱。社区中心完全按香港社工组织模式运营，财务表会由香港的会计师义务审核，而相关报表和税票也都会审核后给相关善主。每个受惠人的档案也会呈给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