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北京蒲公英学校的196名学生身着花色各异的服装，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走进了圆明园和北京植物园。这是学校自2005年9月创立以来第一次组织学生春游。在学校校旗的指引下，各班的班旗格外引人注目——“英杰”、“环保小卫士”、“淘桃”……旗帜在蓝天下迎风飘扬。
孩子们兴高采烈：他们终于有机会见识什么是“大北京”了。
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蒲公英学校和北京很多打工子弟学校一样，坐落在尘土飞扬的平房之中。然而，它与众多打工子弟学校不同的是：它是北京第一所获得国家正式批准的打工子弟中学，是一所非营利的学校，校长郑洪20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攻读的是MPA（公共管理硕士）。
募捐是郑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为了这次春游，她发动社会各界善心人士募捐了5000元。但仔细算一笔账，学生、家长和老师总共近240人，5000元根本不够这次春游的车钱、饭钱和门票钱。
于是，郑洪开始游说。旅游公司一听说是打工子弟学校春游，二话没说，5辆车3500元的费用减为1500元，圆明园和北京植物园则免费对学生们开放。
“没想到最后还剩下2000元，可以组织下一次春游了。我已经联系好了故宫。我们应该带着孩子们去看看真正的北京。”郑洪说。
这位54岁的女校长说：“蒲公英虽然看起来毫不起眼，但生命力极其顽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生存，如同我们这些打工子弟的孩子们。”
孩子们带着老师转变
2005年9月，郑洪在混乱中迎来了第一批打工子弟学生，也迎来了自己的校长生涯。刚开学的时候，学校里几乎每天都有突发事件：有打架的、闹事的，还有出走的，严重的时候，同学间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惊动了110。
有个班级被称为“大闹天宫班”。这个班的学生不爱学习，和外边的人天天打架闹事，但是他们特别团结。
“大闹天宫班”最“辉煌”的经历就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气走3个班主任。
打架、闹事，学习基础差……老师们对孩子们的未来充满了忧虑：这些学生以后会怎样发展？学校能维持下去吗？
郑洪倒是很坦然：“不要责怪孩子。他们从小跟随父母到处游走，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而这正是我们要教给孩子们的。”
郑洪说，保持师资力量，是打工子弟学校遇到的最难的一个问题。这里的老师大多是发自内心选择来这里的，他们的这一选择是经过感动、理解后的自觉行动。
张勇是内蒙古民族大学2001级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2005年大学毕业后，他家里就在当地一所公立高中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张勇在那所学校只干了几天，就请假到外面去看看。听说北京有这样一所学校，他就递了一份简历。然后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过来上班了。
可是，刚到这里不久，张勇就动了要走的心思：当时学校正在改造，老师宿舍5人一间，与工棚相差不多。公立学校的学生很听话，而这里的学生很调皮。
有一天，学校让张勇跟着校车接送学生，顺便进行家访。当天16时30分，学校放学后，张勇跟着校车走了一个半小时，来到一个13岁男孩的家。
那是一片平房区。张勇站在学生的家门口与学生母亲聊天，随便向屋里望了一眼。这一眼就让他看呆了：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摆着一张上下铺的床，上铺属于学生的父母，下铺属于学生和他的两个弟弟。学生的父亲以修车为生，一辆没有修理完的三轮车被推到屋子里面。再加上一台缝纫机和一个摆在地上的电饭锅，屋里基本没有了活动的空间。
在回来的路上，平时很活泼的张勇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怎么也没想到在首都还有这样贫困的家庭。内蒙古的生活尽管不如北京富裕，他也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向学生们发火。我们一发火，就等于取消了他们调皮捣蛋的资格。他们可都是孩子啊！”张勇说。
尽管老师们在改变自己态度的同时，并没有希望孩子们的成绩能有多大的提高，但学生们不这样认为，他们不放松自己。
张勇原来是二年级二班的副班主任。班里有个女同学叫陈璐，学习很好，是个自尊心特强的女孩子。上学期期中考试前的一次语文考试，她的成绩不是很理想。这个学生当天没有吃晚饭。晚上7时上晚自习时，她把卷子放在了凳子上，跪在地上抄卷子。当时，教室里有十五六个人都在上自习，整个班级陷入一种沉默的状态，没有人叫她起来。
19时15分，张勇来到教室。他从窗外往教室里望去，却看不到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张勇推开屋门，一下子就愣住了：所有的学生都跪在地上，反复地做卷子。
“这是怎么了？”他问旁边的一名学生。
“老师，你别管我们！我们在自我反省。”这个学生说，“我们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自己，我们很失败。我们要以此督促自己。”
张勇对孩子们说：有这种意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体罚自己啊！
他走上前去，想把孩子们拉起来，可是没有一个孩子愿意起来。
于是，张勇也跪在了地上：“这不是你们的错。没有教育好你们，是老师的失败。要惩罚就一起惩罚吧！”
这时，班长对张勇说：老师，这件事情与你们无关，我们就是要惩罚我们自己。
就这样，学生们和他们的老师，跪着上完了两个小时的晚自习。
第二天上早自习时，班里没有住校的八九个同学听说了这件事情后，就跪在地上上了整整一个早自习。
“这些孩子的自尊心太强了。”张勇感慨道。
孩子们让老师刮目相看。刚入校的时候，北京市小升初的卷子，很多孩子考了十几分，及格率不到30％。到了期中，原先那些成绩差的孩子们的考试成绩上升到了三四十分。等到期末考试结束，不及格的比例成了一位数，不及格的学生中，一些学生的学习成绩也达到了四五十分的水平。
用开放的心态去包容孩子
今年元旦，因为来了一个新的班主任王建华老师，“大闹天宫班”又开始“出山”了。一开始，谁也没有指望这个女老师能待很长时间，毕竟有4个前任老师的前车之鉴。
王建华还没有到这个班报到，就先认识了班里所有的孩子——她一家家地去家访。正式就任班主任以后，她从一早开始，就跟孩子们待在一起。每天，她都跟学生们一起吃早饭、跑操。孩子们的基础差，她就利用午休和晚休时间给孩子们从最基本的拼音补起。晚自习上完了，她自己花钱买来葫芦丝，请音乐老师教孩子们吹奏。
她把教室当成自己的家。教室前面有一块空地，王建华就在空地上插上假花。她用不多的钱买来好看的塑料布，挂在学生们放饭盆的柜子前。整个班级一下子变得温馨起来。她还组织学生们出黑板报、办杂志。
张秀兰老师是公立学校退休的一名数学教师。这位老教师是出了名的耐心：一个学生因为不明白简单的一元数学方程，张老师就反反复复地给这个学生讲了20遍。
“再多几个这样的老师，我觉得什么样的学生都能教出来。”郑洪说。
学校不愿意用“差生”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学生。他们对这些孩子有一个特定的称呼：盘旋路。郑洪说，与其他孩子相比，这些孩子不过是多绕两个圈子，但结果总是要往上走的。
每周，学校都要定期开会，看看怎样能发现“盘旋路”们的长处。
有个孩子是出了名的不爱学习，老师们不知道开过多少次会，想发现他的长处，激励他上进，可就是找不到突破点。4月中旬，学校来了21位美国教师，他们教孩子们跳舞。这个孩子跳得特别高兴，最后成了领舞。老师们特别高兴：终于发现了孩子的长处。
有个学生特别爱闹，学习也不好，老师们不知道从何下手。一件小事让大家看到了他的兴趣所在：教室前面的空地要用来种花，大家还没有行动呢，他就先拿着打扫厕所的小铲子松土，第二天又从家里拿来种子和肥料。全班同学都特别高兴，一起表扬他。于是，他又高兴地从家里拿来7条鱼。结果，这个学生现在也愿意学习了。
“只要老师们有一颗开放的心，就可以发现孩子们身上的优点。”郑洪说。
不可复制的非营利模式
郑洪2001年至2003年在哈佛大学读MPA时的主攻方向就是非营利。
“非营利组织就是提供一个让社会人士表达自己的平台，无论是提供捐助的，还是无偿服务的。”郑洪说。
郑洪自己从中受益匪浅。出国以前，她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在国内大学任教。回国后，本来可以继续在大学任教，但她却萌生出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在她看来很简单：一是要学以致用，二是要做点实在的事情。
无意中，郑洪接触到了打工子弟学校。在考察了一番之后，她觉得这个项目与自己的非营利主题相吻合，于是就投入了实践。
与公立学校不一样，非营利，就要自己去筹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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