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昆明一中的毕业生，身上都有某种相似性——自信从容的神态，恰如其分的谦逊，乐在其中的自觉。诚然，人生各有不同，但在昆华园学习的三年，潜移默化，渐渐让他们形成了一种近乎相同的气质。

　　横贯一个多世纪，在110年的尺度里，这种气质是如何养成的？没人知道确切的答案。可一旦仔细观察每个毕业生在昆一中度过的三年，再串联成一百多年的历史。便会发现，自成立那天起，这所学校就是一个自在的生命体，在这生命体之内，有一种无需公开表述、却被看重的品质，成为这所历史名校的精神支柱，由师生代代相承。

　　那，就是因爱而生的包容。

　　昆华之本

　　“在昆一中历史上，大家推崇的是徐继祖做校长那段时间，认为那是比较辉煌的时期。”上世纪80年代曾任校长10年的杨志欧回忆，清末民初，国内教育理念中的封建残余还很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徐继祖，把国外的教育理念也带了回来。

　　1923年，时局动荡。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夺回广州；蔡元培因教育总长非法逮捕北大教师，愤然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张作霖创立东北大学；鲁迅出版小说集《呐喊》发声。这股新思潮也影响着昆明，就在这一年，徐继祖任“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校长。

　　他的到来，似乎为昆一中的百年传统埋下了根基。彼时，罗稷南在北大毕业。徐继祖等人邀约他回到云南工作，北大地下党团组织的同学也劝他回云南为党做些宣传、教育工作。于是，罗稷南回到云南后，徐继祖聘他为“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专任国文教师。

　　在作家马子华所写的《翻译家罗稷南》一文中，马子华如此描述他的老师罗稷南，“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面庞接近圆形，白而红润。讲起课来一口的顺宁腔调，当然是字句清楚，形象生动的。”除了讲鲁迅、郁达夫、郭沫若，他也讲都德、莫泊桑。

　　倘若时光倒流十几年，又是另一番旧学光景。1905年，清末变法维新，废科举兴教育，云南府开办省会中学堂，这就是现今昆一中最早的前身。

　　现任校长赵灿东认为，省会中学堂的建立，是清末教育改革在云南的成效之一。“学校从建立的那天开始，就烙上了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但，改革并不彻底。那时，学校的学生大都来自各地有功名、有地位的人家。因此体操教员喊口令时非常客气，喊立正时得说：“老爷！请立正。”当时学生还穿马褂衫子，上体操时，把衫子别在腰带上。

　　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省会中学堂改名为“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经历民主思潮的洗礼，逐渐摒弃封建，承袭自由、包容的基因，迎来了徐继祖任校长的两个辉煌时期。

　　冬天，徐继祖常常提一盏煤气灯，看学生上早操、晚自习，一、三、五在南院高中部，二、四、六在北院初中部。这后来成为制度。他对老师要求严格，在教室内不许吸烟，开大会时，老师要先于学生到齐。有时他在教室窗外听课，一发现问题，属于学生的，就进教室当面教育；属于老师的，就在休息时与老师个别谈话。

　　1938年9月，为躲避日机空袭，学校的师生疏散到玉溪。当时，徐继祖校长提倡师生们穿草鞋，“现在我们要和你们学穿草鞋了。将来遇必要时，我才好率你们去打游击！”之后，为了保证疏散期间的教学质量，他还聘请了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或助教来任教。

　　杨振宁记得，1938年，他在昆华中学念了一学期的书，毕业考入西南联大。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是在1932年与云南省立第五中学校合并，改名为“云南省立昆华中学”的。在西南联大读研期间，杨振宁回到昆华中学兼任教师。那时，他曾与一同兼职任教的研究生黄昆、张守廉辩论量子力学对于物理观测的意义。三人一路从凤翥街、龙翔街辩论到昆华中学宿舍。熄灯了，辩论到激烈时，他们又爬起来，查阅海森堡的《量子力学》。

　　如今，从那些发黄的故纸堆里、模糊的图片和隐约可闻的故事里，追溯昆一中人文精神的根本，现任校长赵灿东相信，“教育人文性的根本目的，并不会随时代改变而改变。”

　　大爱传承

　　自昆华中学成立后，“昆华园”渐渐成为代称。对于老一辈的师生来说，“昆华园”，指昆华中学的校园。爱心、包容、智慧的传统，在那片土地上代代相承，无论风物如何改变，昆华园始终代表无数毕业生的青春岁月和师生互相包容、共同进步的年代。

　　“这些老教师很有爱心，他们教会我们做人。”今年80岁的退休教师谢廷津回忆，1958年，她被分配到昆一中工作，担任数学老师，全家人住在一间教室改成的宿舍里。当时的书记对年轻教师要求严格，经常突击听课。书记的批评十分严厉，谢廷津早有耳闻。第一次讲课，她规规矩矩站在书记面前，静候批评，没想到书记给她的是热心的鼓励。

　　“大跃进”以及之后的困难时期，很多人忍饥挨饿。时隔几十年，谢廷津仍然忘不了，当时有一位老教师，省下一根香肠带给她。直到今天，她仍然觉得那根香肠无比珍贵。

　　爱能够互相传递。谢廷津将老教师对她的关爱转化为对年轻教师、对学生的关爱。1974年，谢欣到昆一中念初中，初三开始数学、物理和化学的超前自修。谢廷津是他的数学老师。到高一下学期，谢欣已自修完了高中的数学、物理和化学，以及相当程度的微积分。

　　上课之余，谢廷津抽出时间帮谢欣批改、解答自修的数学习题。由于比大多数同龄人先行一步，1978年，高校恢复正常招生后的第二年，谢欣在高一结束时以同等学力参加了高考，并被北京大学录取。

　　“最感动的是，这么多年，谢欣还保留了我当初给她解答过的数学题。”几年前，谢欣从美国回来看望恩师，并把70年代谢廷津帮他解答过的数学题稿纸赠送给老师。“那时候高校招生的老师和考生是可以见面的。在填报志愿时，于老师和谢老师亲自到招生办公室所在的春城饭店，向北大招生的老师们推荐我。”在《昆一中回忆点滴》里，谢欣曾自述。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老教师被学生怀念。今年4月21日，听闻老师吴汝玉去世的噩耗，在班长车巍等同学的组织下，昆一中1977届2班的全体同学写下了纪念吴老师的文章。在他们的印象里，吴汝玉老师身材魁梧，不苟言笑，手持米尺，双眼深凹而炯炯有神。

　　“文革”的混乱时期，吴汝玉老师也要求学生到校上自习。他会坐在第一排空座上，静静地抽烟，守望着学生。最有意思的，是他的“门户开放”政策。他家的大门从不上锁，窗户也常常洞开，学生去交作业，喜欢抄近道，爬窗而入。为了学生的安全和方便，他还垫上了几个石阶。

　　临近毕业，学校要求学生去学农。当时课程还未完，吴汝玉询问了学生的意见，学生们希望继续上课，他果断决定不去学农。“在那个年代，做出这样的决定必须承担多大的风险！”后来，学生曾感叹。

　　“我特别佩服老三届，当时一只脚踩着进大学的门了，一场‘文革’把他们的命运都改变了。”谢廷津想起去当知青的学生，常常忍不住流泪。

　　退休那年春节前夕，谢廷津不小心摔跤，导致骨折。她住在昆一中四楼的宿舍里，楼梯很窄，受伤后无法下楼，是一位学生的家长找了急救车送她去医院。

　　“只要爱学生，什么困难都能解决。”她又想起刚到学校教书时，老教师对她说过的话。她还想过，将来辞世了，她的墓志铭只需写“睡在这里的是昆一中的老师，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这就是她觉得最自豪、最幸福的事。

　　有容乃大

　　“在昆一中就读是怎样一种体验？”

　　不久前，有人在“知乎”上提问，引来许多回答。答案中，被提及最多的关键词是“自由、包容”。

　　“在高考的压力下，其实并没有太多自由。昆一中带给学生的，是在这种不自由下最多的可能性，和对离经叛道者的宽容。”用户名为“一只要读商科的历史喵”说，想考好大学，有高考导向的火箭班和竞赛导向的各科补习班；喜欢思辨的，有辩论赛和模拟联合国；有表演型人格的，就去音乐剧和话剧当主角。并且，对学生的反常举止，大多数老师只是摇摇头叹口气，并不会压制。

　　这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毕业生们也有着相似的经历。

　　车巍一家与昆华园有着不解之缘。父亲车铭是刚解放时云南省教育厅的党组成员，负责对昆一中的接管。1962年，母亲文卿云又到昆一中担任教导主任，他的弟弟车浩在昆华园出生，一家人住在操场对面的烟熏楼里。那是教室改成的教师宿舍，几十家人住在一栋楼里，做饭都用蜂窝煤，楼道被熏得黑漆漆的。

　　车浩记得，那时母亲总是早出晚归，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他是由外婆和保姆带大的。后来，他和哥哥车巍进入昆一中读书，由于没有过多的约束，他们曾在青年湖的浮萍上划船，在草地里捉蜻蜓、挖野菜，迎风在杨草果树下迎风为家里拾干柴，几乎是玩大的。后来，车巍成为丹麦最大工业丹弗斯中国区副总裁，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