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肖永明教授应邀为终南文化书院师生讲座，解读儒家经典《大学》。他详细梳理了《大学》的重要地位、基本内容和“三纲”、“八条目”，指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内圣功夫，是《大学》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也是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根本，“尽管我们今天需要建设与完善各种制度以规范社会，难道仅有制度便可忽略‘内圣’工夫？如果个人置品德修养于不顾，再严密的制度也只会成为一纸空文。”
以下为讲座实录：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来到终南文化书院和各位朋友、各位同学一起分享中国古代经典——《大学》，谈一谈《大学》之道。我们的分享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大学》的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第二部分，了解《大学》文本的基本内容；第三部分，《大学》基本的理论构架；第四部分，诠释《大学》中“三纲”的意涵，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第五部分，对《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等“八条目”作一些解读。
首先，《大学》在南宋以后，逐渐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之一。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辑合为《四书》，并分别撰写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之名定于朱熹，此后学者讨论儒家经典时也往往将《四书》与《五经》并举。
宏观来看，《四书》、《五经》都属于儒家经学体系，是历代儒家学者着书立说、阐明思想的基本依托。传统观点认为，孔子继承上古三代典籍以“删述六经”，编辑《诗》、《书》，修订《礼》、《乐》，作《十翼》，着《春秋》，对春秋以前的礼乐文明的内容与意义作了系统的记载、整合与阐述。从时间上来说，《五经》代表着孔子之前的文化积淀。而《四书》所代表的是孔子及其后学对《六经》或者《五经》的解释与推阐，是春秋至汉初所形成的儒家经典。
在儒家经典的体系中，《四书》和《五经》关系究竟如何？在政治、社会、学术等方面的多重影响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何种变化？有学者认为，汉儒普遍重视《五经》，宋儒则重视《四书》，认为《五经》学与《四书》学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中汉学与宋学两大学术范式。这是从整个学术史角度去理解的。我们认为，既然《四书》之名定于朱熹，在探讨《四书》与《五经》关系时，就需要对朱熹的相关论述引起高度关注。通过审视朱熹的论述，可知《四书》与《五经》在后世无法判然两分，亦可明晰儒学在南宋之后的具体走向。
按朱熹的说法，《五经》和《四书》的关系是什么呢？他说《五经》由于年代久远，文辞古奥，一般学者是难以理解其真谛的。相比之下，《四书》是在战国至汉初儒者所创作、整理而成的文献，文辞相对简易，义理更为畅达，学者理解起来也显得更为容易。所以，朱熹认为，学者欲学《五经》，则必须先从《四书》入手。他说：“四子，六经之阶梯。”在这段论述中，《四书》对于学者的基础性与重要性便凸显出来，成为深入了解儒家经典的第一步。
在《四书》体系之中，朱熹认为《大学》是《四书》之首，既可引导初学者以正学之径，又值得学者终身玩味其义理。程颐曾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接踵其说，认为“人之为学，先读《大学》，次读《论语》。”“先看《大学》，次《语》。”在朱熹经典诠释的实践，《大学》也是最受其关注的一部着作。他曾说：“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书，方可读他书。”直到朱熹临终之前，他仍在修订《大学章句》，也可认为朱熹对《大学》的解读与诠释贯穿于其思想建构的整个过程之中。
之所以朱熹如此重视《大学》，是因为他认为《大学》是奠定学者修身治人规模的一部经典。朱熹在讨论《大学》的重要性时曾运用了许多生动的比喻，《朱子语类》记载道：“《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这是从学者为学、修己、做人、处事这一整体格局中强调《大学》的重要性。朱熹又说：“《大学》是个大坯模。《大学》譬如买田契，《论语》如田亩阔狭去处，逐段子耕将去。”在这里，朱熹又将《大学》与《论语》作对比，突出了以《大学》为先的为学次第，为学者研习儒家经典提出了具体的进路。无论是比作“地盘”，抑或“坯模”，朱熹始终认为《大学》承载了圣人治理天下的根本之道，只有对《大学》形成了通透的了解与认识，掌握了这一大根大本，方能确立修学进德的正确导向。在《大学》这一基点之上，学者无论是在体贴圣道、昌明学术，还是建立事功上，都是可以无往不利的。
其次，《大学》的重要性与科举考试密不可分。随着朱熹之学被悬为令甲，朱熹对《大学》的重视亦贯穿于后世的科举考试之中。元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仁宗下诏恢复科举。在这次科举的条例中，“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义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此后，《四书》成为历代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必读之书。而《大学》作为《四书》之首，自然也在历代读书人科举应试时成为了重要的考试内容。明代科举考试第一场所试均为八股文，其中《四书》文三篇、《五经》文四篇。清乾隆时期，规定乡、会试时《五经》各出一题，改在第二场考。至此，《四书》作为科举的“头场”，在士子心中的地位便要高于《五经》了。《大学》在科举考试中成为考题，在历史上有不少例证。比如，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这次科举考试殿试部分分为“史论”五篇、“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四书》《五经》”三题。尽管我们可以发现，科举考试的内容有较大改变，《四书》、《五经》的地位亦大不如前，但在这次殿试的“《四书》《五经》”三题部分，仍以《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命题。
又如，雍正时期一个典型的文字狱案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了解《大学》在当时科举考试当中的地位：当时着名士人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考官，在《四书》文部分，查嗣庭以“惟民所止”为题测试士子。“惟民所止”虽最早出自《诗经》，但是它被《大学》引用过，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处引用。查嗣庭自然没法料到会被人告发，说“维止”这两个字是意在杀雍正皇帝的头。雍正指其“讽刺时事，心怀怨望”，并罗织罪名造成了一系列的惨祸。透过以上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大致的了解，在科举考试时《大学》成为考官所热衷的试题来源，应试的士子自然趋之若鹜而重视《大学》。同时，《大学》在科举考试中的形态、地位的变化，亦可反映出儒学与教育、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
再次，《大学》与帝王之道亦有紧密联系。在传统官本位的社会形态之下，皇权始终处于权利金字塔的顶端。一方面，皇帝、官僚为了更有效地治理社会，希望从古代经典中汲取治世的良策，在宋代后形成了所谓的“经筵讲习”的制度。另一方面，不少儒家学者希望能“得君行道”，通过阐明学术，将自己的思想主张能够变成政治运作的指导思想。明代中期以来，“经筵日讲”成为国家典制，讲习以发挥儒家经典的精义为主。在宋代以降的“经筵”制度下，《大学》始终是儒者讲学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