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预言，“互联网+”时代，律师的个人品牌显得更加重要，未来所有律师不用再依赖关系，对大律所的依赖会明显降低。“互联网+”时代，法律服务正在被逐步产品化、模块化、流程化。

　　律所合伙人看到互联网的挑战，他们也在忧心人才的流失，在尝试拥抱互联网。但效果并不明显，用户更多的还是依赖关系网寻找律师，互联网助力提升了律师个人品牌，却难为转为购买力。

　　不过有一点形成共识：事实简单的非诉讼业务确实可以标准化，在互联网时代，这类法律电商市场广阔。互联网对法律服务业的颠覆，或许时机未到，不过已在路上。

　　“请问廖律师，借钱不还怎么办？”“男朋友和我分手怎么办？”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廖治超主打公司法务、风投、私募、并购重组等高端业务，在网络平台上收到这类法律求助让他啼笑皆非。

　　互联网来了，得拥抱？

　　在互联网时代，廖治超拥抱了互联网，他开通了提供法律服务的个人网站、APP还有微信。三四年的尝试，维护网络平台的成本达1.6万余元，成效却不尽如人意，“最近通知我给域名续费，我没去。”

　　廖治超回忆，当时融入互联网，他抢注了“VCPElawyer”的域名，这个域名很合他意，直观地传递了他的法律业务专长——VC（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投资）。

　　“刚开始，我也做高端业务，如并购、投资、海外上市。”在网站页面上，廖治超贴上了类似搜索标签，但大半年来，几乎无人问津。后来他放低身段，尝试做些改变，将搜索标签改为小额经济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终于有人来了。“私募这样高端的法律服务怎么会有人上网找你？但你可以在网上展示。”

　　“我有网站、APP，需要维护成本，但带不来真正高端、有价值的客户。没有动力去维护。”通过网络来咨询的都是买房、民间借贷之类业务含金量很低，付费很少的业务。

　　试水三四年，真正成交的业务只有三四个，代理费仅够维持网络平台的运行成本。

　　“一种是很急的，明后天开庭，还没找到代理律师。第二种业务比较隐私，用户手头上律师很少，又不想让认识他的律师知道，我做了一个男士医疗事故（案件），他在黄埔一家医院做手术，术后大半年，他的妻子还没怀孕，他需要做医疗鉴定，又不想别人知道，于是上网找律师，只知道姓什么和电话。”

　　廖治超微信上的法律业务大多来自朋友圈咨询，“朋友来问（法律问题），怎么好意思收费。”

　　虚拟品牌能替代律所？

　　廖治超坦言，专业服务需要一种关系的维持、信任和配合，这在网上没有。律师千差万别，不是物化的商品。“互联网是开放的，问了这家问那家，容易杀价，一路问下来，你的价格不符合他的预期，根本没进一步咨询的意愿。”

　　但互联网的触角已伸至法律界，潜移默化地带来影响。

　　易法客CEO高德良看到客户已经互联化了，他预言，“互联网+”时代，律师的个人品牌显得更加重要，未来所有律师不再依赖关系，陪吃陪喝，未来对大律所的依赖会明显降低，“未来的工作模式不再需要办公室，只要有移动设备和无线网络，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律师的办公场所。”

　　“互联网对提升律师品牌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完全靠它。”廖治超说，中国已允许个人设立律师事务所，“（借助互联网提升个人品牌）仅限于提成制律师，像公司制的律师不能像律所那样调配那么多人力来一起做。他也看到广州不少律师已在打造个人APP，将成功案例晒出来，增加知名度。 ”

　　作为律所合秋人，廖治超也忧心互联网的冲击——人才建立个人品牌就离开律所。高德良甚至认为，互联网时代，大律所没有存在的必要，“我可能做一个网上虚拟的律师事务所品牌，甚至组建虚拟的团队（如北上广的律师）协作完成案件。”传统的律师事务所今后能形成非常强的黏附力、紧密合作。

　　也有律所感受到互联网的春天，成立了专门的IT部门，尝试拥抱互联网，廖治超说，“从长远来看，仅限几个大的、公司制的律所，这涉及收入分成问题。公司制有底薪或业务奖金。如果是提成制律师，不可能整天在线上，一方面很难收费。另一方面，真实性、合法性没法保证。”

　　高德良认为，传统律所拥抱互联网可能需要一个既懂法律又懂互联网的专业团队。

　　逛网上律所如逛网店？

　　东边不亮，西边亮。诉讼业务似乎还没有从网上转化为真实的购买力，而非诉讼业务却开始火了。

　　高德良曾是某知名地产IPO御用律师、“我比较喜欢跨界思维，从业十来年，我大部分业务是在帮企业处理合同关系，帮企业风控，而风控一定是通过合同落地。”在业务中，他找到创业的基因。

　　传统法律服务模式跟裁缝一样是一对一的，成本非常高，中小企业需要法律顾问，但消费不起，大律师不做小业务。高德良抓住了中小企业的痛点，从合同切入创立了一个网络律师平台。

　　用户如何确保互联网律师的质量？像网店一样通过给律师好评、差评来筛选吗？

　　“这个我倒不看好，专业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评价。未来会有一种更好的律师评价体系，绝对不是简单的好评、差评。”他说，用户做这个评价不一定很科学，打任何一个官司，一个赢就一定有一个输，一定有一个律师被客户打差评。对于当事人来讲，他关心的就是结果，跟医生治病一样，本质上讲病治好了，你就是好医生，病治不好就不是好医生。

　　“像我们平台所有的律师都是自己来供应，今后要找律师是通过我的专业水平判断他行不行，我的律师我来评级。”高德良说，他现在主推类似京东模式——吸引律师入驻他的平台。

　　拉起队伍，低成本产品才是王道。高德良算了一笔账：我们的合同费可降到每月500元，而北上广名律师均价2000元一小时。“通过互联网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打了一折。”这样的价格差，正是高德良借助了互联网标准化生产产品的优势。 “它（合同）容易标准化。它使用的频率比较高、它的面也比较广，其实每个企业都需要。”

　　从免费到付费有多难？

　　习惯了免费午餐的中国互联网用户难以转化成真实的购买力，那么中小企业对合同法律服务付费的意愿又如何？

　　高德良看到，企业用户愿意付费，有消费习惯，只要消费门槛不要太高，这个费用一定是接近免费，但不是完全免费，这个费用不要让他感觉心理上是一个痛点。

　　目前高德良所经营的平台已拥有上万企业用户，他说，“法律的互联网化它最大的好处是把这个市场激活。其实现在有90%的企业是没有消费法律服务的，今后这个市场可能是五百亿、一千亿，甚至可能是一个几千亿的市场。”

　　高德良正野心勃勃地打算打造一千个标准化律师，通过他们来服务十万级甚至百万级的用户。

　　廖治超同意非诉讼业务可以做到标准化的观点，“标准合同已经过千锤百炼，可以成为产品。”他举例说，国外网站也有提供类似的服务。

　　互联网观察员小谦分析说，相较于两年前的法律电商市场，如今的法律电商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行业爆发的前奏已经响起。中小企业是法律电商的主要付费客户，但中小企业非诉讼业务远多于诉讼业务，而家庭和个人是法律电商主要用户，但个人诉讼业务在互联网上的爆发仍需等待。

　　“经过各大法律电商平台们的共同努力，如今不少细分的法律服务就已经成功被互联网标准化，又一次证明了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的能力。”小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