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征求公众意见3年多后，日前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记者了解到，审议通过的《规定》保留了此前备受争议的“拾金不昧奖10%”相关条款。《规定》明确，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部门按拾获财物价值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首小时候上学经常哼唱的儿歌你还记得吗？拾金不昧一直体现在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中，被视为国民主流价值观之一。因此，当上述规定于2012年2月初挂上省公安厅官网时，一石击起千重浪，在全国引发不小争议，褒贬不一、赞弹有之。作为地方规章，《规定》虽然定型了，但争议不会一下子平息。对此，我持赞成态度。

　　一项公共政策或地方法规的评估，正效用净值是重要参考指数。如果其正面效用大于负外部性，两者相抵之后净值为正，说明这项公共政策或地方法规有利于公共福祉增进，值得尝试。“拾金不昧奖10%”规定之正面效用是否有净值？我们不妨看看孔子如何看待这种事——据《吕氏春秋》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路奋不顾身跳河救人，被救者家属出于感激，送给子路一头牛。此事遭人非议，认为子路太贪心。子路向孔子请教，孔子不但表扬子路做得对，还说“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是从社会效益高度来审视弟子救人受礼一事。

　　“拾金不昧奖10%”对于有拾金不昧这种传统美德的人来说不起作用，就算没有任何奖励，他们一样会完璧归赵，这是他们在道德观驱使下的惯性选择。因此，这项规定不会对这部分行为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于拒绝“10%”奖励还会提升他们的成就感、满足感。另一种极端性情况是，“拾金不昧奖10%”对于那些持“黄金落地外人财”观念、拾金而昧者没有作用，毋庸讳言。此规定对那些处于拾金“昧”与“不昧”间摇摆状态的“中间态”有一些正面激励作用——物质与道德的双重收益，有时会成为改变某些行为的诱因。隐匿拾物，于心不安；全部归还，于心不甘；适度“返点”，两得其利。在不产生太大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有助于正面激励道德行为，助益于失物归还。

　　再从成本与收益角度，拾遗者既要替失主妥善保管物品，还要找电话寻失主或将拾物交到公安机关，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获得一定的物质补偿、奖励，并不过分。而付出10%代价之后，找回90%的财物，对于失主来说，也算是“失而复得”的好事。如你所见，在“寻物启事”中，“必有重酬”、“当面酬谢”之类的承诺比比皆是。这表明，失主为了能寻回失物是愿意付出物质代价的。这种情况在国外也不罕见，比如日本《遗失物法》和德国《民法典》都规定，拾遗者有权向受领者请求报酬。

　　奖励拾金不昧，与否认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是两码事，它也没有降低社会的道德水准，而是从另一个角度、用更加务实的方式，助长拾金不昧之风。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当好人、做好事，从制度设计上降低做好人好事的风险和成本，进而激励善行、彰显道德，《规定》可试，也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