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博山与沂源交界的松仙岭时,赶驴人实在不愿意送了,朱彦夫只好拄起双拐,一步步往前挪。赶驴人不忍心,又追上来问明底细。当他得知这个没有手和脚的人是在为村里架电奔波时,马上把毛驴拽到朱彦夫身边:“大兄弟,天下难找你这样的大好人啊!俺就是舍了这头驴,也要把你送回去!”

　　走进朱彦夫的房间,他用唯一能动的左臂残肢,和我们“握手”。他说,现在身体条件已经限定,所以他能做的事情就是读书看报。家里每年订报费就达2000多元。他从电视里了解天下局势和国家大事,房间里有一台彩电,整天都固定在新闻频道上。

　　“我爸爸没有学历,最大的官就是当了个村支书,但是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爸爸关注的是整个世界,各个国家的关系,世界大战的战役、着名将领、军事武器。这些他整天说,我也没记住。还有,国家发生的任何重要事情,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朱向华觉得爸爸身上有一种胸怀民族与国家的大气。

　　就是这种气概,使朱彦夫超越了自己的伤残,把个人命运与整个社会和集体紧紧联结在一起,使他成为完整的人。

　　刘春国扳着手指给我们计算:岳父参军后,十几次目睹亲密战友死亡,其中有5次找不到战友遗骸。身心的撕裂和情感的撞击,摧残着朱彦夫的身心。他没有畏惧,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冲锋陷阵。1947年参军后的第一天,部队攻打兖州,朱彦夫和王新民一起打扫战场。突然,王新民停住了,一会儿身子朝后倒下去。一颗流弹击中了王新民的头颅,17岁的战友永远离开了人间。淮海战役中在蚌埠打阻击,与他并排趴在阵地上的新兵徐志柱、马恒昌被敌人的机枪打中头部牺牲了。朝鲜战场更为残酷。一次,美军飞机将一颗重磅炸弹扔下来,十几个正在修工事的战友被炸得无影无踪,一个排除了五个受伤的,还剩下三个囫囵人。还有一次战友许福路坐在树下吸烟,呜呜一阵呼啸,一声巨响,许福路就不见了。他只找到许福路被炸断的旱烟袋……

　　朱彦夫最知道五星红旗为什么是红色的!

　　最让他难忘的,是在朝鲜“250高地”上,连队高指导员在弥留之际给他留下的一段话:“一个连打光了,在战争史上算不了什么……可是,要把这壮举……照实记录成文,传给后人,那咱们的牺牲更有价值……”一股液体般透明的东西,从高指导员渴求的眼光中流入朱彦夫心里。他猛然觉得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无比刚强、顶天立地的人。为了让后人铭记住这段历史,从1952年到1996年长达44年间,朱彦夫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1000余场,场场反响强烈,他被称作“报告大王”。也是因为作报告,他的身体受到朝鲜战场之后的第二次重创。

　　青壮年时期,朱彦夫为国家和乡亲们奉献的是思想、智慧和汗水。

　　张家泉是一个两面靠山的小村,中间是河谷平地。在朱彦夫当支书的25年间,他带领群众整山造田,打井找水,修路架电,办图书馆和夜校,在周围70多个村庄中创造了五个“第一”。至今朱彦夫每年都要回去一次,去看望相濡以沫的乡亲,也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

　　殷长兰、张子厚、张茂兴……每个人嘴里都有很多朱彦夫的故事,听得我们热血沸腾。他1956年从泰安疗养院回村,很快成为“精神领袖”,随身携带的一个搪瓷茶缸、一把不锈钢小勺和一面小镜子,成为山村的新鲜物件。他谈到的“外面世界”,广阔、新鲜,充满诱惑,似乎有一扇新世界的窗子打开了。另外,朱彦夫长期在外作报告,视野宽,路子广,有主见,他的威望越来越高。8个党员,全票推选他当了支书。

　　这个支书与众不同,除了初步解决了全村人的吃饭问题,还开办夜校。身穿中山装的村民魏子厚,是朱彦夫所办夜校时的唯一教员。他记得,当年朱彦夫把粉笔装在子弹壳内,再用双臂夹住,在黑板上写字。这样的日子坚持了8年。朱彦夫让夜校变成张家庄村的知识“播种机”。村里稍微有点出息的成年人,都是这个夜校培养出来的。一个冬天的晚上,寒风呼啸,卷起阵阵雪屑。已经7点半了,还不见朱彦夫的影子。大家沿路去寻找,看到雪地里一个黑影在蠕动着。“是朱书记吗?”几个人呼啦一声围上去,发现朱彦夫的两只假肢已经和残腿脱节,冰雪融化成泥水,沾满了他的黑棉袄。小伙子们见此情况无不掉下热泪。他们七手八脚把朱彦夫抬回家去。

　　我们看到,朱彦夫带领大家修的“老龙潭”蓄满清水,在“赶牛沟”垫起的40多亩良田还在盛产粮食。他还要让一个黑灯瞎火的山村通上电。他的继任者、原张家泉村支书张茂兴说,从1971年开始,朱彦夫开始外出采购物料。出门在外,坐一次长途汽车需要十几个小时,还要上下车,爬楼梯,腿常常磨破,化脓。一个夏天,朱彦夫到博山去采购。走了一天,双腿像灌了铅一样难以抬起,钱已经花光,他只好在一棵大树下过夜,卸下假肢当枕头。次日早晨,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冲毁了一段路面。朱彦夫雇了头毛驴往回返。山路高低不平,毛驴的背像波浪一样动荡,朱彦夫抓不住缰绳,不时从驴背上摔下来,一次次再倔强地爬上去。走到博山与沂源交界的松仙岭时,赶驴人实在不愿意送了,朱彦夫只好拄起双拐,一步步往前挪。赶驴人不忍心,又追上来问明底细。当他得知这个没有手和脚的人是在为村里架电奔波时,马上把毛驴拽到朱彦夫身边:“大兄弟,天下难找你这样的大好人啊!俺就是舍了这头驴,也要把你送回去!”

　　拖着一双假肢,朱彦夫跑了7年,行程几万里,受尽了常人难以言说的苦楚,终于备齐了架设10公里高压线路所需的物料。1978年底,张家泉和沿线11个行政村结束了没电的历史。通电那天,许多老年人在灯光下不敢睁眼,连说奇了奇了,没有煤油,这灯就亮得刺眼,再倒进点煤油去更了不得……

　　进入老年时期,朱彦夫开始着书立说。一位俄罗斯记者曾经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介绍朱彦夫的事迹,称朱彦夫比保尔更震撼人心。

　　沂源县原广电局局长王兆民是朱彦夫文学上的引路人。上世纪80年代初,两个人有过一场关于社会风气的对话。1982年,因为患肝炎,朱彦夫刚从村支书岗位退下来,王兆民劝他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传给后人。王兆民知道,朱彦夫已经具备相当的写作水平,写作过十几万字的《异人梦》等自传体小说。

　　王兆民说,朱彦夫之所以能重新站立起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巨人,就在于他对文化知识和崇高信仰孜孜不倦的追求。他在泰安荣军医院开始识字,从能读一行报纸的大标题,到能读一篇短文,再到能读一本书,犹如“蚂蚁啃骨头”。他摸索出用嘴咬着钢笔和用两只残臂夹着钢笔两种写字方法。他写的第一个字是“人”,有大海碗那么大,后来不断缩小,窝头、肥桃、红杏、大枣、花生、玉米粒、豆粒、麦粒……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最后可以游刃有余地写出比麦粒还小的汉字了,并且显得苍劲有力。学会写字之后,朱彦夫开始记日记。第一本日记,一张白纸上乱七八糟写着几个大字,一直到第四本日记,字迹才正规起来。家人把第一本日记第一页,到第四本日记最后一页排列起来,像看到一个人从高到矮、从斜到直、从胖到瘦的奇异动态变化过程。

　　他买来一堆文学书籍,既有革命理论着作,还有《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牛虻》等等,大约有30多本。他还读过《文艺理论》《中国小说史发展概论》等理论着作,以期对自己的创作有所启发。当时,王兆民还是一名县广播站记者,他发现朱彦夫说话倒装句特别多,说明朱彦夫被苏联文学打上深深的烙印。

　　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朱彦夫决定写一部小说《雪蚯》,雪中的蚯蚓,是自己生命的最好写照。

　　从1987年到1991年,朱彦夫在山沟的家中几乎是闭门不出,整整写了四五年书,心神损耗极大。1991年,县里考虑到朱彦夫的身体状况,把他全家安排到县城南麻镇。一座平房和一个小院,成了朱彦夫新的活动空间。写作《雪蚯》进入后半期时,朱彦夫神情迷离、恍惚。为了描写一个情节,他苦思冥想,嘴上叼着笔,却当香烟点。因抽烟思考入神,几次引燃了棉被,他全然不知,被子冒出浓烟,他以为是战场上的硝烟。他已混淆了白天和黑夜的界限,睡梦中,刚想起一句生动的话,赶紧爬起来,衣服也顾不上穿,夹笔就写。深更半夜,朱彦夫会从床上一跃而起,喊着“冲啊杀啊”,高举残臂,用残腿蹦到院子里……

　　随着创作强度越来越大,朱彦夫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心脏病不时发作,视力下降,血压升高。本来,朱彦夫发明了用嘴、嘴臂并用、绑笔、双臂抱笔等多种书写方法,每天能写几百字。后来一段时间,倒退为一天最多只能写100多字。更令朱彦夫头疼的是,那么多人和事乱哄哄的,反复在脑子里出场,怎么才能理出个主线?为了弄清人物关系和情节,他在一根2米长的木棍上贴满稿纸,上面简要地记录着主要故事情节、人物发展走向、彼此的因果关系。然后把木棍固定在墙边的铁架子上。一次,有三张写着密密麻麻文字的稿纸,大概因胶水干了,被风吹落到地上,被家里人被当垃圾倒掉了。朱彦夫急得在床上乱蹦,瘫倒的他把头拱进棉被,“呜呜”大哭起来。陈希荣心疼地给朱彦夫拭去眼角的黏液:“彦夫,你这哪是写书,你这是在熬命啊!”

　　1995年,一部饱蘸着激情、热血,激荡着共产党人浩然之气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雪蚯》,在七易其稿后撰写成功,后改名为《极限人生》正式出版。期间,朱彦夫用坏了30支钢笔,用干了20瓶墨水,翻坏了四本字典,用去了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