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节，我半夜里被噼啪的鞭炮声惊醒时，总以为是鬼子进村把我们包围了。”如今84岁的封敏，一说起全家人抗日战争8年中在“沦陷区”的苦难，心里就充满了仇恨。当时，她们家全部青壮年男人都参加了抗战，其中3个死于抗战：24岁的小舅舅在与日寇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27岁的大姑父因汉奸告密被日军砍头，28岁的父亲逃出“沦陷区”从事抗战工作却病死他乡……家里3个成年女人都成了抗战“寡妇族”，一生都过着凄苦零丁的生活。而这，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缩影。

　　封敏教授在解放军部队两次立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功证明书》。

　　1947年参加革命的封敏，1931年11月出生在河北省正定县西北边的孔村，那是一个有300多户人家的村庄。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封敏家全部的青壮年男人都先后投身到抗日斗争的行列。

　　“我有两个舅舅，他们读完小学后就在家务农。”日前，封敏在接受千龙网记者采访时回忆，在她的记忆里，小舅舅范克杰是个年轻健壮的农民，又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大顽童。日军继北平之后又南进占领石家庄，途经正定时，小舅舅看到一辆辆坦克从他们村路轧过，大队日军从他们街头行进，这令他无比愤慨，也点燃了他心中抗日救国的火花。

　　1938年春天，听说在邻村设有八路军招兵处，范克杰便放下手中的农活，径直跑去报名参军了。他们这批新兵直接开赴华北敌后战场，投入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与敌人拼杀于枪林弹雨……

　　“他们在开往冀北路过孔村时，小舅舅还到我家跟我妈见了一面。”封敏说，她妈妈得知小舅舅要奔赴前线，十分担心，对他反复叮嘱，要照顾好自己，还送了他一套卫生衣，以备过冬时穿。

　　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9年秋，日寇对边区进行扫荡时，封敏的小舅舅在河北平山白草山保卫战中不幸阵亡，遗体被葬于平山县沿庄村南五团烈士墓地。消息传来，姥爷、姥姥强忍丧子之痛，暗令封敏的大舅舅于翌年初前去寻找，可是，烈士坟上的牌位都没有了，难以寻找，只好让她的小舅舅和他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此事不敢告知小舅母，怕她承受不住。后来她慢慢地听到一些传言，问婆婆是怎么一回事？我姥姥为安抚儿媳，竟一口否认。”封敏回忆说，最后，抗日政府给发了烈士证明书，没有办法，两位老人才向儿媳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小舅舅这年才24岁，作为八路军战士，为民族的解放而血洒沙场，献出年轻的生命，小舅母丧夫之悲恸、伤心，可想而知！”

　　封敏的小舅舅牺牲时，小舅母才28岁。她年轻能干，清秀的脸庞，高高的个子，做起家事、农活来非常麻利。她只有一个女儿，才4岁。封敏说：“家人对她们母女都很怜恤与关照，连我也知道让小表妹三分。但这一切哪里能弥补她失去丈夫的悲哀与孤苦呢？我没见过小舅母像我妈那样对小舅舅的牺牲痛哭失声，却发现她更加忧郁、更加哀伤，默默地干着活儿，苦苦地熬度她孤独、寂寞的寡居生活，女儿是她唯一的安慰。”

　　1950年，封敏的小舅母过继了一个侄儿，即封敏的二表哥。同时提出与大舅舅分家，另立门户。分家后，在她主持下为嗣子取了一房媳妇，她也由媳妇变成了婆。后来，封敏的表妹中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成了家、有了小孩，小舅母就去城里为女儿带孩子、照顾家。1978年2月，封敏的小舅母在正定县城病故，她女儿将其遗体送回老家，由二表哥负责发丧，并主幡摔盆，将苦命的婶母葬入范氏墓地，结束了她悲剧的一生。

　　“我的大姑父孙岭瑞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虽非亲见，却是亲闻。”封敏回忆说，记得那是1940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忽然有一只喜鹊飞落她家的大榆树枝头，冲着院子“喳喳”地叫了几声。与封敏同在树下乘凉的奶奶表现了瞬间的惊疑，因为在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喜鹊“早报喜、晚报忧”。

　　2015年8月26日，封敏在北京的居所展示她参加革命后两次立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功证明书》。

　　封敏说：“待我们一家人吃过晚饭后，忽然有人来报丧。来人是大姑姑婆家派来的，专为通知我们家，大姑父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今晚入殓埋葬，请亲家去人参加。这个噩耗简直是晴天霹雳，这样一个好的年轻人，怎么会遭此横祸？大姑姑又怎样受得了？顿时一家人陷于悲痛之中，更激起我们对残暴敌人的无比仇恨！”

　　由于封敏的父亲与叔父先后离开家参加抗战工作，因而年迈的祖父是她们家的家长，也是家中唯一的男人，他跟来人连夜去了大姑姑家参与丧事。封敏的祖父回来后向家人讲：大姑父是在当天下午被傅家村炮楼的鬼子用大刀砍头而亡。大姑姑哭得死去活来，大家怕她承受不了，根本没让她看一眼，而是将大姑父身首拼在一起的尸体，尽快入殓埋葬了。仅仅27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被日本鬼子杀害了！

　　“后来，我才知道大姑父原是地下共产党员，在抗日政府里还任什么职务。”封敏解释说，大姑父孙岭瑞被杀害，是同村一个名叫秦小伍的汉奸告密造成的。不久，这个汉奸被抗日政府秘密处决。“我对大姑父更加肃然起敬，没想到他竟那么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坚持农村的抗日斗争，成为一名坚定的爱国志士。”

　　封敏的大姑父突然惨死，对大姑姑心灵的伤害和感情的打击太大了，她未来的命运更为悲哀。年方30岁的她，膝下无儿无女，在婆家过着孤独寂寞的孀居生活。后来，作为抗日烈属，封敏的大姑姑开始参加妇救会的一些活动，如做军鞋、慰问伤病员等。有一次，从南边战场上撤下来好多伤兵到孔村，躺卧在街头或门檐下，封敏发现大姑姑正在给伤员送水、喂饭、擦洗等，做着看护伤员的工作。

　　封敏的大姑姑独守空房十几年后，在漫漫的岁月里、灰暗的生活中，经历了悲痛、忧伤、艰难、孤苦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在解放后50年代初改嫁了，所嫁之人是邻村一个丧妻的农民。这个人对她还好，使她那颗飘零的心找到了归宿。只是其亡妻留下了3个小孩由大姑姑照顾，特别是小女儿才两三岁，全是她这个继母一手带大的。

　　可是好景不长，命运让封敏的大姑姑经历了第二次悲剧。封敏的这个继姑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病逝了，大姑姑50多岁时第二次守寡，还得支撑这个家，为亡夫养育儿女。后来，两个女儿长大先后结婚，跟丈夫远走高飞，对继母虽有孝心，也无力顾及。一度在外工作的儿子带着媳妇回来，与她一起生活。可是，这个儿媳妇对她很不好，病后也不照顾她，更不予请医问药。1974年，她凄苦的一生终于结束了，享年64岁。

　　封敏教授在解放军部队两次立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功证明书》。

　　封敏的父亲曾是一名优秀的抗日乡村小学教员，卢沟桥的炮声激起了这名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看到形势的危急，她父亲不愿做亡国奴、任由侵略者欺凌。这时，正好封敏父亲的干兄王绍祖大学毕业后回来说，他已被太原机务段录用，并愿意帮封敏父亲出去找个事干。于是，正想躲避战乱的父亲便抛家舍口，于1937年7月跟其干兄去了山西。

　　随着日军的入侵，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高潮。封敏的叔叔已不能返回学校读书，他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于1937年11月报名参加了八路军，也离开了家乡河北正定。后来，河北沦陷在日寇的统治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亡国奴的生活。由于战乱阻隔，封敏很少接到父亲来信，偶有信来，都讲在外经商，身体很好，请父母勿念等。直到1941年他病死异乡，其真实情况家人也并不了然。

　　到了20世纪90年代，封敏父亲的挚友郑世昌，在太原重型机械厂当会计师，他竟费尽周折寻找到封敏，说他受朋友临终之托，一定找到他的家属，报告他生前死后的情况。1997年10月，封敏带着感动和疑惑专程去太原拜访了这位年届八旬的郑世昌。思路清晰的郑世昌，向封敏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原来，郑世昌和封敏的父亲都在同蒲铁路工作，封敏的父亲是工务段的办事员，郑世昌是工人，后封敏的父亲升为韩阳镇小站站长，郑世昌是站务员，常在一起开会，又都是河北老乡，由此结为好友。后来，随着日军的大举入侵，飞机的轰炸，同蒲铁路毁于战火，员工遣散，每人发两个月工资，各自去找出路……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河北家乡已沦陷，他们有家归不得，俩人就从风陵渡跑到了西安。后在西安东门外遇到同村的封永锡，几经辗转，他们俩又去陕西会计经济专科学校读书，两年毕业后，分配到军政部西安分局会计处工作。这个西安分局局长也兼会计经济专科学校校长，他叫王维衡，原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为华东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而封敏的父亲在分配工作不久就生病了，他得的是肺结核，住王曲镇附近娄底村临时医院，战时条件很差，封敏的父亲不幸去世后，郑世昌将其葬在终南山口靠北边的地方，即留村附近半山坡。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封敏曾去寻找父亲的坟墓，却再也无法找到。

　　“在相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