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拉维夫大学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收藏的“犹太人在天津图片展”中，有一组彩色照片，在整个展览的大部分黑白照片中异常亮丽，那是我拍摄的犹太人故居。我常带着相机，游走在小白楼和五大道一带。二战期间，这里的一些街区，曾有犹太人密集居住。

　　虽密集居住，犹太人却从不在天津买房造屋，因为这个民族是“坐在旅行箱上的民族”。两千年大流散，犹太人不得不作好随时逃命的准备，房屋会被烧毁，财产会被剥夺，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只薄薄的旅行箱。所以，犹太人在天津大多租房居住。

　　当时，辨别哪家洋人是犹太人，有个小窍门，就看其家庭成员构成。别的洋人，一对夫妻带几个孩子，顶多再加一对老人；犹太人不然，不仅叔伯兄弟住在一起，表亲或姻亲也会住在一处。这是由犹太人进入天津的方式造成的。他们大多投亲靠友而来，二战期间只要这里的犹太俱乐部发一个邀请函，欧洲的犹太难民，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也会千山万水地投奔而来。奥地利的犹太难民维尼拜斯一家，就是手持犹太俱乐部的邀请函逃出纳粹魔掌，然后辗转来到天津的。

　　犹太人几乎家家都搬过家。刚到天津的时候，立足不稳，他们只能与亲友挤在一起，或者租一个小房子。找到工作或自己创业后，有了收入，他们便会换房子，租稍大一些的房子。如果收入丰厚，他们会再换房，租一栋带花园的小洋楼。

　　萨姆·米勒是波兰籍犹太人，1925年来到天津。刚开始时他们一家住得很局促，后来他在维多利亚咖啡厅找到一份工作，收入颇丰，便退了原来的租房，在今保定道福康里租了栋独门独院的小洋楼。搬进小楼时，他的儿子塞穆尔还在襁褓之中。多年之后，塞穆尔已成为八十多岁的老人，谈起那次搬家，仍然喜上眉梢。一个婴儿怎么会有那样深刻的记忆呢？很显然，是父母在无数次喜悦的叙述中灌输给他的。

　　也许睦南道70号洋楼是个例外。那房子现今挂着“纳森旧居”的牌子。纳森叔侄是英籍犹太人。叔叔纳森，1903年来到天津，出任开平矿务局总办。1912年，他成为开滦矿务局总经理。侄子爱德华·乔治·纳森，1910年来津投靠叔叔，进入矿务局工作。1928年，侄子纳森升任开滦矿务局副总经理。叔侄把持天津煤炭大权直至20世纪40年代初。睦南道70号洋楼建于1928年，内部装修豪华典雅，高级大理石地面，硬木装饰，内设餐厅、舞厅、书房、客厅、卧室等。宽敞的院落种有塔松、藤萝等各种花草树木，后院原设有花窖和马厩。这是一座具有典型英国乡村别墅风格的私人花园住宅，与纳森叔侄英籍犹太人的文化背景很相称。但这座洋楼的投资人和设计者已无从查考，留下了历史悬疑。所以，犹太人在天津的居所只租不建的惯例仍未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