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中，顾颉刚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又深具学术影响力的杰出史家，他“不仅为可征信的《中国通史》的科学撰著和中国古代史研究，做了碑石性的学术基奠”[1](P166)，而且对中国边疆史地等学科的建设和研究也做出了卓越贡献。有学者认为，以其为首的禹贡学会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高潮中，极有光彩地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2]。《禹贡》半月刊作为顾颉刚及禹贡学会从事边疆研究的重要平台，其作用不言而喻。它创刊的最初目的是要从事沿革地理学的研究①，以学问之积累求致用之期。自1935年起，随着顾颉刚等人对边疆危机认识的加深，半月刊逐渐加大了对边疆和民族问题研究的比重。顾颉刚等人亦多次表示，在亡国灭种的时代危局下，读书人再采取“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已不可取，所学必求致用，才能无愧于国家。

　　这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以1935年为断限，半月刊在内容上可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而后世学者在评价《禹贡》半月刊时，经常提到的就是它代表了顾颉刚学术研究取向的转变，即由朴学考据开始走向经世致用。[3]在对《禹贡》半月刊的内容进行梳理后，本文发现，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在半月刊中并不是平行的两门学问，而是有着很大的关联性。本文的主旨即是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对这种关联性予以论述和分析，并以此透视20世纪30年代的学术界对边疆与主权国家关系的阐释。

　　一、《禹贡》半月刊中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的总体研究状况

　　《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1日创刊，至1937年7月16日第7卷第10期后停刊，共出版7卷82期，载文715篇。②其内容涵盖丰富，涉及沿革地理、边疆、民族、历史文献学等多个领域。

　　从《禹贡》半月刊各类文章刊载情况看，地理沿革类文章(包括一部分超出传统沿革地理学内容，属于历史地理学范畴内的文章)共计379篇，约占53％，即一半以上的篇幅。边疆史地类文章123篇，有关民族问题研究的97篇，其他116篇(包括书目索引、目录、史料摘录、游记及外国地理等)。通过这个总体的静态分类统计数据，可以大体看出半月刊涵盖的研究范围。顾颉刚对沿革地理产生浓厚兴趣，源于其对古史考辨的需要，两者在学术理路上一脉相承。因此，沿革地理的研究在半月刊中势必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从半月刊各类文章刊载的实际情况看，这类文章在半月刊第1卷刊载比例约占到76％，第2卷为77％，第3卷为68％，第4卷为66％，第5卷为50％，第6卷为23％，第7卷为33％。其中，前5卷均大幅领先，反映出《禹贡》半月刊从沿革地理出发的办刊宗旨。第6卷骤然降至最低的23％，应该与半月刊顺应时势变化，对边疆、民族等问题的关注日趋上升有直接关系。而在第7卷，由于该卷第6、7合期“古代地理专号”的推出，其比例又有所回升。

　　就边疆史地类文章的发表情况而言，其数量约占总篇幅的16％。在第5卷以前，每卷篇数均仅在10篇左右，所占比例一直不高；至第6卷时，突然增至50篇，甚至超出沿革地理类文章的数量，说明半月刊的边疆研究在这一期间达到了一个高潮。第7卷虽有所回落，但26篇的数量仍远超前5卷的各卷发表量，表明这项研究已开始形成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如果没有被“七七事变”打断的话，当可取得更大的成绩。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半月刊在第6卷和第7卷呈现出向边疆史地研究大力倾斜的态势，然沿革地理不仅始终未退出顾颉刚等人的视野，而且所占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仅第6卷在篇数上少于边疆史地类)。因此，毫无疑问，它称得上是半月刊的最基本的研究方向。

　　同时，半月刊针对边疆问题进行研究的百余篇文章中，关于古代边疆史地的占到70篇左右，这些文章以对历史上边疆政区、地名及水道变迁等问题的考察为主，间以对历史上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史事的梳理。而对当代边疆问题的研究，除“河套水利专号”及“察绥专号”两期专号上发表了几篇有关当地农业、水利发展的调查报告性质的文章之外，大多是关于区域自然地理、近代以来外人边疆考察等内容，鲜少理论性和对策性的文章。在研究方法上，也依然是以治古史和沿革地理学的朴学考据方法为主。可见，半月刊虽然如顾颉刚所倡导的，自第4卷起逐渐加大了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力度，但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与此前并无太大的不同。因此，与其认为半月刊的内容有一个由沿革地理向边疆史地转向的趋势，不如说是由内地沿革地理的研究扩大到边疆沿革地理。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自然不排除顾颉刚等人自身学术研究理路的影响，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二、九一八事变与中国文化本位主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知识界在震惊于国土沦丧、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强盗行径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国家对边疆治理政策之缺陷和措施之失当。面对日本抛出的“满洲”非中国领土的论调，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日本学者数十年来对中国边疆地区有目的的调查和研究，中国学者深切感受到，自清末开始的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学理上都远未完成。“这一次的战事是我们有史以来未尝有过的狂风和暴雨，我们诚然是太痛苦了，然后一究这痛苦的原因，实在简单得很，我们有了广大的边疆而不知道开发，也忽略了团结……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无论就哪一点说总比帝国主义者容易万倍，然而我们却时时处处把工作的机会拱手让人”，“敌人对我们不怀好意，由来已久。满铁会社出版了无数种满蒙调查报告，我们是看见的。他们的御用学者矢野仁一等发表了《满蒙非支那领土论》，我们也听见的。听见了没有表示……这不怪自己怪谁?”③

　　毋庸置疑，中国的近代化是伴随着西方的殖民入侵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民族”、“国界”等新概念开始被引入和传播，以西方的理论、经验来构建新中国被视为与西方接轨的标准化程式。反传统和向西方学习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

　　当边疆危机以猝不及防的方式爆发后，尤其是日本抛出种种反动学术言论，在国联中扬言“中国不成立其nationhood，所以中国不是一个近代有组织的国家”[4]时，如何以有力的证据论证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管辖权，树立牢固的民族认同感，维护国家的统一格局，成为中国知识界最为紧迫的课题，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问题。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疆域观念、民族观念和边疆治理思想。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传统国家的‘边陲’与民族-国家的‘国界’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国界只是在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才开始出现的。”“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5](P60，4)古代中国以其强大的文化和政治辐射力，在与周边政权和国家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朝贡体系为主的关系模式。鸦片战争以前，在大多数的边疆地区，中国与其邻近的国家都是没有边界线的。同时，由于清廷对边疆地区采取“因俗而治”和封禁的统治政策，使得边疆地区与内地在文化上仍保持着较大的差异性。所以，当近代西方主权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后，如何将原有的边陲地区与内地融为一体，确定符合现代国家意义的疆域框架，一直是中国人探讨的重要政治话题之一。

　　东三省沦陷后，现代中国对边疆领土管辖的合法性遭到冲击和质疑的现实推动着中国知识分子转换视角，回到自己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为此，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五四以来的反传统运动进行反思：在中国传播了数十年的包括民族、国家等观念在内的西方文化理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且内地与边疆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而言是否能够完全适用?

　　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等10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矛头直指反传统文化运动。他们认为，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曾占过很重要的位置。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人开始从因袭的旧梦中觉醒；经过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人的思想为之一变。新的觉醒引导着中国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在文化建设方面，“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算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因此，如何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化，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怎么办?”他们的回答是：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即“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6]。

　　顾颉刚虽然没有参加这场文化讨论，但以其学术研究的内容、方法及不时发表的言论来看，他的立场与“文化本位主义”和“民族本位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④

　　在《禹贡》发刊词中，顾颉刚等人论证了两组研究对象的关系：一是巧妙地用“舞台”和“演剧”设喻，来说明地理和历史的关系；二是以东北沦陷为鉴，强调民族与地理研究的不可分割性。地理学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能取得根据?日本创造出来的“本部”一词在中国的普及，正是因为中国学术界受到日本地理学的影响所致。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地理学。而作为“一群学历史的人”，首先能够做到的就是运用传统的沿革地理学，从古代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