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琪
　　刘士林教授至今记得他第一次到上海时的情景，那是20世纪90年代，坐车在高架桥上绕来绕去，对这个大都市只觉得“没有感觉”。当时他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更喜欢以绿化闻名的六朝古都南京。当年的刘士林已在国内美学界颇有名气。他先后师从康德美学专家劳承万先生和著名文化学者刘梦溪先生，致力于美学和诗学研究，并逐步建构了以“中国诗性文化”为代表的学术思想体系。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江南文化美学也即将开启。
　　当时刘士林还没有想到，数年之后，他将来到上海，从都市美学转而进入城市研究，并且在这个领域做得风生水起。学中文出身，曾经是校园诗人，早期致力于研究美学和诗学，至今沉醉于写古体诗——这样的经历，似乎很难与热门的“城市科学”联系起来。
　　2005年，第一次在上海应邀参加关于城市的会议，还是以美学家的身份。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城市文明指数。刘士林指出了不少问题，语惊四座。他说，城市文明指数不能像个大杂烩，城市的美和城市的善，才是城市文明应关注的核心指标；城市文明的最高形态是艺术和审美，而我们最缺乏研究的是城市的美，上海应该建艺术之城。他的观点和在座的其他专家都不同，引起了主办方极大的兴趣。刘士林由此发现了人文学者介入城市研究的路向。
　　人文学者研究城市文化，并非没有先例，但是，与别的人文学者不同，刘士林不谈张爱玲，也不谈咖啡馆。他带领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研究院，主要研究城市的战略、政策和城市需求，而且建立在数据之上。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城市文化研究。他和他的团队界定了文化城市的概念，致力于建立中国人文城市学派。
　　刘士林认为，苏州是“最像江南的江南城市”，而江南的诗性文化重审美，和北方文化相比比较自由，重视个体性。谈到城市未来的发展，刘士林说，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富了以后干什么”，他说要追求艺术。这正是城市的理想状态。通过艺术真正把幸福指数、把宜居性、把人的文化品位文化涵养提升出来——苏州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意义、
　　有价值、有梦想”的生活方式
　　苏周刊：您曾经长期从事美学研究，在诗性文化和江南文化研究等方面有突出的成果，后来又是如何转型做城市研究的？
　　刘士林：我做城市研究很偶然，按我早年求学的背景、个人的爱好，无论如何都不会扯到城市。在中国做美学做文学研究，一般都会对城市很反感。后来做城市研究，一方面是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责任，看到很多人在研究城市，看他们谈城市，与人性完全没有关系，我希望能够做不一样的城市研究。由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再到城市科学，主要是出于对人生和价值的关注。2004年到上海后，我开始从事都市文化研究，2009年后到交大，适应交大的需要，同时也借助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开始全面涉足城市，除了都市文化、创意设计、战略规划，还涉及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标准评估等。
　　作为一个中文背景出身的本土学者，我经常会被问到：第一你不是“海归”，没有受过系统的西方城市学科训练，第二你不是学地理学或经济学专业的，为什么会研究起城市？我的回答很简单：第一，西方学者一般只了解“北上广”，很难深入了解中国的城市基层；第二，城市经济学等可能只了解中国现代的一百年，而我们至少了解中国两三千年。很多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实际上在历史上曾反复“发生”或上演过。既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可能用西方的方法来解决。
　　苏周刊：建筑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者对城市问题都有不同的界定和看法，您是如何认识城市的？您认为城市的本质是什么？
　　刘士林：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城市一开始就是文化集聚。人们一般认为城市起源晚于乡村，乡村八千多年，城市四五千年，但就城市的功能和形态而言，实际上城市的起源要早于乡村。美国学者芒福德就是这样讲的，他认为城市起源于三万多年前人类的洞穴聚会，那主要不是为了交换食物，而是出于精神交流的需求。人对自由和审美的追求是人性中最高的东西，这不是农业文明和农村社会的产物，而是城市生活的核心。这种对城市的认识，和我做的美学研究有关，我一直不同意李泽厚“先功利后审美”的“积淀说”，而是认为人性中从一开始就有审美天性存在，比如原始人会花很大精力去做很多的装饰品，这完全是非功利的。而城市的起源，恰恰也源于人性的自由和审美天性。
　　在基本理论上，我们提出，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意义、有价值、有梦想”的生活方式，比亚里士多德、芒福德的界定多了一个概念，就是“有梦想”，这在当今世界正成为新的共识。我们团队明确界定了文化城市的概念，并提出要建设中国城市文化学派。文化城市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主体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与模式。文化城市在更高层次上阐释了城市文明与社会的本质。它超越了人类城市原始的防卫、商业等实用功能，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的“政治型城市化”和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型城市化”，作为一个衡量城市发展的新尺度，它揭示出城市发展的目的，不是城市人口增加，也不是经济总量与财富的聚集，而在于是否为个体提供了“价值、意义和梦想”。
　　开启“中国城市文化学派”的大门
　　苏周刊：据我所知，今年5月11日，是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研究院建院5周年纪念日，向您和您的团队表示祝贺。
　　刘士林：谢谢。2011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组建了城市科学研究院，确立了在未来十年内创建“城市科学”新型交叉学科、基本建成国家城市化高端智库的战略目标。5年来，我们已建成包括城市科学研究部、战略咨询研究部、智慧城市研究部、城市规划设计部、数据信息管理部、社会发展部、北京研究部、城市公益事务部、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交大和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共建）、城市文化软实力分中心（交大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协同创新中心共建）、城市工程应用研发中心（城研院与上海交大规划建筑设计院共建）等在内的较完备的研究部门，形成了城市理论与战略、城市政策与机制、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标准与评估、城市文化与传播、智慧城市等稳定研究方向，初步实现了可以把一个城市整体上“吃掉”的建设目标。
　　苏周刊：您和您的团队近年来致力于建设中国城市文化学派，这在当下有什么特殊意义？
　　刘士林：我们最大的贡献是建构了“中国城市文化理论”，也开启了“中国城市文化学派”的大门，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设计了人文型城市化模式。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人文城市”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和我们这些年的努力有密切的关系。
　　在国内外，我们率先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城市文化学派，有时我们也叫“交大城市学派”，在城市规划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这四大显学之外，提出了作为“第五个”的城市文化学。毋庸讳言，传统的四大显学所提出的范畴、概念、方法、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生活方式。但它们也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不同程度地忽视和背离了“城市的本质是文化”。中国的城市化要吸取人类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防止出现以“物质上的最高成就和人文社会的最坏状况”为基本特征的“罗马化”陷阱，必须要走人文型城市化的新路子。有感于此，我们提出以开创不同于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等的“中国城市文化学派”为己任，为人文城市建设的落实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的发展目标。
　　由于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流，也是我国人文城市建设必须依赖的大背景和总体框架，所以我们还提出和阐释了文化城市群的新概念，把我国的人文城市发展战略明确界定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文化城市群为理想目标的发展模式。我们从都市文化研究出发，先后提出和开辟了文化城市、文化型城市化、文化城市群、城市文化病等重要范畴及研究领域，同时在长三角城市群、北部湾经济区、中原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等地的城市规划和评估中展开实验，受到广泛好评。这是我们倍感欣慰的，我们的汗水和勤劳，没有被束之高阁，也不再是“不结果的花儿”，而是和我们祖国的现代化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们希望在城市中过上美好生活的奋斗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国的城市化不能照搬西方
　　苏周刊：您前面提到，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在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能否举例说明？为什么强调不能用西方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刘士林：比如说城市病，你如果多读读历史，看一看宋代的开封、杭州，唐代的长安、洛阳，就会觉得，只要在有限空间和短时间内快速涌入大量人口，就必然会出现交通、住房、犯罪率上升、物价上扬等问题。这是城市化的历史规律，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甚至指责这个谩骂那个。再比如，目前大家都头痛的各类电信诈骗，也不是只有今天才有。在古代城市里的骗子也很多，明清小说如《拍案惊奇》中记载的“仙人跳”等，和今天相比只是手段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在历史上曾无数次发生过。如果对历史、对城市了解得多一些，就会产生一些更理性的看法，也有助于形成一种关于城市的“平常心”。
　　和那些机械照搬西方理论的团队不同，我们最喜欢讲的一个概念是“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以及判断西方很多做法是不是适合中国的“先进经验”时，我们要认真体会习近平多次讲的“社会土壤”这个词。“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