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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给城管看的女企业家自焚

网上收集 2011/4/18 11:17:45

(1722)

　　2010年11月7日，在哀求城管不要拆自己的工厂得不到回应后，女企业家谢小玲留下一句“你们再不走，我就死给你们看”。
　　几分钟后，她点燃了自己。
　　根据医院出具的证明，20%的烧伤创面，其中深三度创面为6%，并伴急性呼吸功能不全，急性肾功能不全。
　　这一切的导火索，只是一片500平方米的钢制大棚“违章建筑”。这一惨烈事实的背后，是在现代城市化建设的推动下，制造业企业被挤到了城市边缘地带的现实。
　　事情发生后，谢家以“城管部门对该公司强制拆除行为属于违法行政”为由，将浙江宁波鄞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告上法庭。
　　2011年4月7日，此案在鄞州区法院开庭。“查封”还是“强拆”，成为争论焦点，该案未当庭宣判。
　　“死给城管看”
　　2010年11月7日下午1点，浙江宁波科力陶瓷塑料封件厂(下称“科力”)的保安方如水烧了一壶开水，准备泡茶。突然，他听到了敲门声。
　　穿着城管制服的二三十个人站在外面，说有事情，要求进门。这时，科力的负责人谢小玲和谢才明夫妻正在开车去医院看病的路上。
　　“我看他们穿着制服，于是让进了门。”方如水说，但没想到，这些人一进来后，就开始用铁锤砸办公室的铁门，剩下的则围在楼下。方如水想阻止他们，但很快被4个城管请到了门卫室里，让他“坐好就行”。
　　方如水开始给谢才明夫妻打电话。20分钟之后，谢小玲开着一辆深绿色的别克车赶到，谢才明坐在副驾驶座上。而此时，城管队员们已经将小楼的门砸开，通过脚手架爬到楼顶正在搭建的三楼钢结构棚上，开始砸蓝色的棚顶。
　　谢小玲冲了过去，和城管队员争执起来。谢小玲高喊，“你们凭什么拆我的房子!”
　　争执了十多分钟后，她和丈夫被城管隔开。拆除工作并未停止。
　　谢才明说，他看见妻子走到右侧花圃边上，给宁波当地的一家报社打了一个电话，请求舆论关注。几年前，谢小玲曾因救过一个小孩上了当地报纸，因此跟一些记者一直保持联络。
　　但接电话的一个记者说，领导不在，不能采访。“我很绝望。”谢小玲说，她从4个月前就要求媒体关注此事，但无一媒体出面。
　　谢小玲转身出门。后来的通话清单显示，出门这段时间，谢小玲给弟媳妇打了一个电话，又再次拨打了当地媒体热线，最后一个电话，她拨给了110。
　　“我以为她有办法去找人了。”谢小玲的丈夫谢才明佝偻着身躯，这是个做技术的男人，老实而木讷。他有些闷闷地说，自己被几个城管架着，无法动弹。
　　在谢才明的记忆中，20分钟后，几辆警车进来了，妻子开着车跟在后面。她又走向花圃，丈夫注意到，妻子的双手藏在袖子里。
　　方如水说，老板又跟城管争执了几句，但没人理她。然后，他听到老板喊：“你们再不走，我就死给你们看。”
　　然后，她边走边掏出了打火机。
　　被城管远远架着的谢才明只看见火苗呼的一闪，从妻子身上蹿了起来。
　　两分钟后，谢小玲身上的火苗，被在场的警察用灭火器扑灭。随后，谢小玲被送往医院。
　　“你这是何苦?”谢小玲的弟媳妇曾经趁着姐姐情绪好的时候问过她为何选择“以死抗争”。谢小玲沉默很久吐出一句：“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们完蛋了，日本鬼子进村了。”
　　夹缝中的厂房
　　城管要拆除的第三层，是一片500平米的钢制大棚。但这大棚后面，却是谢氏夫妇这类本土制造业的困境。
　　1997年，谢才明和谢小玲夫妇拿着50万元人民币在鄞州区建立了这个不足6亩地的小厂。当时，鄞州只是宁波的一个郊县，经济实力在宁波各个县市中排名最末。
　　2003年，鄞州撤县建区，实行“退二进三”，总体策略是拆除旧有工厂，发展现代服务业。到了2010年，鄞州已经成为浙江财政收入最高的地区，仅在上半年，其财政收入便超过了100亿元。鄞州区委书记寿永年曾对媒体公开表示，鄞州经济发展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主要有赖于三点，其中第一点就是城市化的大契机，其次才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实业升级。这位发改委出身的官员对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强的把控能力，正是他在上世纪末主政后大力推行城市化。
　　“这年头，有地就有钱，我们就是发展太早，现在没地了。”宁波一老区的负责人如此评价鄞州区。
　　谢才明夫妇工厂所在地块，迅速成为鄞州区最炙手可热的地块。跟他们工厂相邻的，是正在建设的BEST广场，此地将是鄞州中心区的第二个商圈。据公开资料报道，BEST广场将建成宁波高档购物场所，堪比奢侈品云集的宁波和义大道。而与工厂一路之隔的雅戈尔御玺楼盘，1平方米价格高达4万元。
　　根据鄞州区的计划，那些占地规模在50亩以下、资金规模在1个亿以下的中小企业，成为当地新造城计划中首先要拆迁的目标，被要求搬出中心区。在“退二进三”的项目中，近一半都是房地产住宅，宾馆、办公楼和市场占去了47%。而鄞州区的制造业企业则被挤兑到了边缘地带，大量招商优惠政策都是针对外商和大型企业的。
　　从2003年开始，谢才明夫妻的工厂，被责令不许再建任何厂房，此时，他们的厂房为1630平方米。而在他们最初建厂时，当时的管委员答应让其建设3609平方米的厂房。这让才拿到土地证4年的谢才明夫妻显得有些无所适从。这种情况下，谢才明夫妻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无奈的结局
　　2009年，位于厂房后面的银亿装饰城动工，修建地下消防水库，从地下渗上来的水，漫过了科力装设备的那排厂房。
　　这让他们的设备大部分生了锈，他们只得将设备转移到了厂区的办公楼中。但这栋10多年历史的2层办公楼几个月后却因为年代太久而漏雨。于是谢氏夫妇打算在二层楼上再搭建一层大棚，把设备转移上去，顺便可以解决漏水的问题。
　　“我们还有2000平方米没有建，为什么不能搭建一个大棚?”谢氏夫妻开始向规划局提交申请，谢才明甚至为此事两度去了市信访办。几个月后，他们拿到了一纸批文，上面说他们可以将推土清理干净后搭建厂房。
　　拿到批文后，谢氏夫妇以为这是政府许可的证明，于是开始搭建大棚。2010年10月3日，他们接到电话，说此工程违章。此后的一个多月，谢小玲不断奔走，而工程则处于停停建建中。
　　到了11月7日，没有任何口头告知的情况下，城管突然出现，让事情最终激化。
　　事发3天后，鄞州官方对“11·7”自焚事件进行通报：鄞州区中河街道发生一起在制止违章搭建过程中，当事人谢某采用汽油自燃的突发事件。通报中称，自焚者伤势稳定。
　　这让谢家人无比愤怒。最终，他们将鄞州区城市管理局告上了法庭。
　　在4月7日的庭审中，原告律师袁裕来要求被告鄞州区城管局对当天的执法行为作出解释，双方就城管局的行为是强拆还是查封进行激辩。
　　鄞州区城管局认为，当天城管局是去执行查封行为。并当庭出示一份查封现场实施方案，这份方案是根据(鄞政发【2010】109号)文件精神制定的工作方案。城管方表示，城管当天的行为是根据这一方案实施的，并无违法之处。在这份详细的实施方案中，明确实施目的是“查封施工现场，制止企业的违法建设行为继续”。
　　这一方案的实施者是包括四个城管小分队和十个工人，共分成三组，其中最后一组为思想工作组，负责人为鄞州城管局工作人员邱科平，负责劝离现场不明真相的群众，并及时处理现场突发事件。
　　但此方案遭到了袁裕来的驳斥，“你们一没带封条，二没登记，而且查封现场，你们带了30个人去，贴个封条用得着30个人么?”
　　袁裕来说，事发当天，自己当事人的搭建行为已停工，楼道门已锁，一群城管带着十个工人，砸开楼道门冲到楼顶，并卸下屋顶彩钢瓦和钢条，已是强拆行为。
　　对拆卸彩钢瓦和钢条的事实，被告没有否认，但却辩称，当时拆下屋顶钢条和彩钢瓦属于“清点”建筑材料，因为宁波的特殊气候条件，怕影响安全。“如果从屋顶拿下钢条只是清点资产，那么强制拆迁的定义也不存在，强制拆迁也仅从房屋拿下砖头来‘清点’。”袁裕来的反驳，引起了法庭上一片笑声。
　　袁裕来还质疑，被告提供的材料涉嫌造假，因为在2010年10月22日被告执法人员对张振斌制作的询问笔录最后一段，竟然错误地打印着了被告执法人员对原告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内容。
　　对于谢家人来说，这个官司并不能挽回任何东西。
　　“官司无论怎么判，我们这个家都算毁了。”谢才明说，妻子现在走路一瘸一拐，浑身都是伤。她的精神也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一提官司和拆迁的事情，就会情绪失控。“真败了就败吧，我总不能拿老婆的命去换吧。”
　　对这场官司，谢才明已经做好了接受任何判决结果的准备。

阅读(1722) （责任编辑：城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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