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氏酒堡的堡主耿学刚在自己家600亩的葡萄地里
焦如海的儿子焦宏匀手中捧着的正是当年传教士从荷兰带来的木瓜籽培育出的木瓜果实
美国植物探险家兰克·尼古拉斯·迈耶拍下的1905年的昌黎葡萄地
西山场村共有农民124户，只有100多亩山地，年产葡萄却达100万斤。1930年，传教士文欣华在这里教村民酿出了昌黎最早的葡萄酒
昌黎：未酿成的“波尔多”
假酒风波之前的昌黎，在通往“东方波尔多”的路上历经了怎样的跋涉？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河北昌黎报道
“看，多好的一片地！”
耿学刚站在首阳山前的一道葡萄垄上，右手臂伸在半空中划拉了一下，用带有浓重唐山味儿的普通话发出感叹。
那是一片600亩的丘陵地。作为昌黎最大的个人酒葡萄种植户和中国第一家私人酒堡的拥有者，在这里种出了含糖量高达26度的酿酒赤霞珠，要知道，一般的赤霞珠最高的含糖量为17度。他说，一位风水先生告诉他，“前有水绕，后有山抱，风水宝地呀。”
“这样的风水宝地在昌黎其实多得很。”
耿学刚淡淡的谦虚里面有着掩饰不住的骄傲，不仅是对于自己的葡萄园，更多的是对于家乡。地处北纬40度的昌黎，位于河北省东部，东临渤海，形成了暖温带的半湿润气候，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性土壤非常适宜酿酒葡萄的生长。国际葡萄酒局主席布巴斯教授因此得出结论：“中国也有个‘波尔多’，它就在燕山脚下的河北省昌黎县。”
采访时，耿学刚的女儿耿涛说，你来的不是时候，你六七月来，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葡萄架子，有时候白白的云朵在绿色的葡萄叶子上投下巨大的影子，随着太阳位置的变动而缓慢地移动，你八九月来，葡萄熟了，可以请你吃甜到腻的葡萄，还可以教你怎么样酿葡萄酒。
这并非只是耿氏酒堡一家的风情。据公开资料显示，在最鼎盛的时候，昌黎葡萄种植面积有10万亩，而整个昌黎的耕地面积为90多万亩。可以想象，这六七八九四个月中，围绕葡萄的一切成为昌黎的城色。
耿涛说，可是现在，你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天冷，连葡萄秧都被埋进了土里，只剩下孤零零的白色石头桩子。
·一·
27岁的耿涛五年前从西北农林学院毕业，回到父亲身边。大学里，耿涛学的专业是葡萄酒，包括葡萄酒酿造、种植和酒堡建设等。
耿涛说自己当年并没有体会到其中深意，后来在弟弟的身上才读懂了父亲的苦心：耿学刚把儿子同样送到了西北农林学院，学的也是葡萄酒，他还让儿子学习法语，明年就去法国，去美酒之都波尔多。
“家族传承”是耿学刚想要实现的理想，而不是单纯的生意。耿学刚津津乐道于自己2000年波尔多之旅中的一个情景：小酒堡的主人拿着手电，带他穿过长着青苔的地下长廊，到了酒窖，主人从长毛的橡木桶中倒出葡萄酒，递到他的手中，然后讲起自己家族酿造葡萄酒的历史，其中一句是，“我是跟我爷爷学的，我爷爷又是跟他的爷爷学的，我们家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后来，耿学刚知道，这样的酒堡在波尔多有一万三千多家。从波尔多回来两年后，耿学刚建成了自家的“耿氏酒堡”。建筑工人出身的他，一手操持了酒堡的设计和施工。
再后来，耿学刚遇到中国葡萄酒检测中心的领导，问，那样的酒(长毛的橡木桶中的酒)在中国是不是都被你封了？对方也开玩笑，人家外国的毛好，中国的毛不好啊！
“这和牛奶加三聚氰胺一个道理，含氮量上去了，要的就是数据，可是国外评价葡萄酒的好坏，理化指标占一半，人工品尝占一半。”耿学刚说。
他的“家族传承”梦差点断送在“数据”上。即使耿氏酒堡的干红葡萄酒通过了省、市有关部门的各项指标检测，可是仍然无法取得注册，当时河北省有一条规定：年产量在300吨以下的葡萄酒企业不予发生产许可证。当时耿氏酒堡年产量最多20吨。
耿氏酒堡在2003年迎来了转机。
这年8月的一天，耿氏酒堡迎来了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白克明。三杯葡萄酒下肚，白克明说，你这个酒好，喝了不醉，你的酒都卖给哪了？
耿学刚说，白书记，我的酒都偷着卖了，我没有生产许可证。此话一出，在座陪同的人“脸色都变了”。
白克明厉声问陪同的昌黎领导，为什么不给耿学刚办手续？未等领导搭腔，耿学刚抢着说，白书记，你可千万别怨我们书记、县长，这件事情就怪你。在座的人脸色更难看了。
耿学刚向“瞪了眼睛”的白克明解释：“咱们省里有明文规定，不超过300吨的酒厂不给办许可证，有一个量的规定。”说完，耿学刚就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相关文件，递了过去。
白克明看完，说，不能是产量越大、规模越大就越好，你这私人酒堡的出现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耿学刚打断白克明，说，书记，啥是“与时俱进”啊？
白克明回答，你都走到我们前面了，这还不叫与时俱进？老百姓做出了新东西，我们的政策还不配套？办，我给你办许可证。
耿学刚说，好，我在家等着。
白克明接着说，我们的领导是下来啥都能办，回去就找不着人了，这回你看我的。后来，这件事五天就办好了。再后来，河北省由此起草了相关规定，把家庭型企业生产列入申证范围。慢慢地，昌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私人酒堡。
当他在下山的汽车里讲完这个故事后，同行的人揶揄他：“你这个老呔儿！”老呔儿，“昌滦乐”(昌黎、滦县、乐亭)地区方言，意味着精明、能干甚至是狡黠。
耿学刚的神情则有些自得：“我们离波尔多又近了一步。”
·二·
某种程度上，昌黎靠近波尔多的最开端应该是成为“花果之乡”，成全它的则是1893年第一次出现在昌黎人面前的火车。他们要感激的是一个叫做詹天佑的人。
昌黎人原本可以更早听到火车汽笛的嘶鸣声。1876年，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到与昌黎紧邻的滦县勘探，结果发现开平镇境内矿藏资源丰富。李鸿章决意设立开平矿务局，先办采煤。为了便于向天津海运煤炭，矿务局雇佣英国人修成了中国第一条官办铁路，从滦县境内到唐山胥各庄的十公里轻便铁路。
据《昌黎县史》记载，整个铁路原本打算修到山海关外，结果因为清廷亲贵害怕破坏他们东北老家的“风水”仅修到古冶就停了。后由于俄国对于东北的急进，清政府才同意继续修建。李鸿章下令在山海关设北洋官办铁路局，从古冶往临榆县所在地山海关赶修。
当时，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常驻在昌黎境内的石门，督修铁路。在修建联通滦县与昌黎的滦河铁路大桥时，詹天佑展示了惊人的才干，在外国工程师的质疑眼光中将大桥建成。滦河大桥建成后，铁路才修到了昌黎，并建立了昌黎车站。
更为重要的是，昌黎车站成为了津榆铁路沿线中几乎唯一的县城所在地车站，此前最近的滦州车站还要在滦州城北2公里之外。由此一来，昌黎成为津榆铁路这条现代化交通要道的主要受益地之一。
铁路为昌黎盛产的各种水果打开了通畅便捷的出口，销路大好。据《昌黎县乡土志》记载，到清朝末年，昌黎县境内出产的蜜梨、白桃、葡萄、核桃等果品每年都大宗出境，通过铁路贩运到北京、天津及东三省等地，“皆获厚利”。到了19世纪末期，昌黎已经成为北方，特别是京津地区最有声望的“花果之乡”了。
葡萄在当时的“花果之乡”也是地位显赫，民国版《昌黎县志·物产志》在记述“葡萄”时，特意指出：“……近年随处种植，而五里营、十里铺、凤凰山为尤多。每年运销各省及外国，进款几十万，与昌黎梨、桃并为出产大宗。”
到了1930年，津榆铁路已经扩修成北京至沈阳的京奉铁路。京奉铁路的建成，客观上促成了昌黎近代史一段荣光与晦涩并存的岁月。昌黎因为拥有唐山与秦皇岛、山海关、沈阳之间的沿线大站，而迅速繁荣起来，城市的商业开始发达。
伴随商业发达而来的是，外国的鸦片、洋纱、洋油等也随着铁路大量涌进昌黎境内，并由城镇流向农村，极大地破坏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许多昌黎人慢慢破产后，不得不搭上火车去往东北地区“住地方”(昌黎方言，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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